周恩来一生，居功之祥，他是全党工作的典范，也是团结一致的典范。他终生专门从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党内力量探讨一起。这从他一生三次最重要的谈话中，才可略见一斑。第一次谈话。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多次给中央写出了一封信，回应自己不回头,要率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坚决苏区的斗争，最后青睐中央再行回去。这封信交给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长，不告诉怎么办，于是把信转交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当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往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半夜长谈。

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有人告诉，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要求和大部队一起回头了。这个要求转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十分根本性的贡献。

第二次谈话。遵义会议进过以后，博古不合适再行兼任党的主要领导，由张闻天同志接替。但是博古同志不不愿把权力交出来。

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半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谈，你我都是拔过洋的，我们这些拔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告终，我就告诉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做不成，我们要另外去找人，去找确实不懂中国的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懂中国。我们联合协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做顺利。听得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隔天，博古就把全部权力交给了中共中央。

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极力地站在毛泽东一旁。博古后来说道，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显然一定要由一个不懂中国的人来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融合，他们互相填补，彼此完备。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了人。

他们相互之间也不会有分歧，也不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摄制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回来出来。

毛泽东不说出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出大家都赞成，都相争着去继续执行。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对立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俯拾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对立，使我们党更为有了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正是相结合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宛如的整体，才需要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劲的蒋介石集团。第三次谈话。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进发。

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马警卫手执下飞驰而来，毛泽东带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进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给与了张国涛很大的认同。因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张国焘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仍然在中共中央核心层。

当时，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垫不过他。毛泽东却长年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仍然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修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以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还无法比起。张国焘当时很打动，但张国焘随后找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没一件重武器。

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进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轻火力炮都没了，最轻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归属于步兵轻武器。所以，一、四方面军进发后就经常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批评。

事实上，一、四方面军分化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分化，而是因为力量流失。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分化，今天有些叙述写出的很只能：张国焘南下，南北告终，南北黑暗；毛泽东北上，南北胜利，南北光明。

只不过，当时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化和不得不北上称作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告终还要黑暗。毛泽东很难辨别自己这7000人究竟能坚决多长时间，他甚至打算把这7000红军覆没，做到白区地下工作，后来救下找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早已把陕北几乎掌控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本张国焘的势力。

而陕北正在做大清洗党内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被捉一起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得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官，那中共中央感叹毫无希望了。毛泽东给徐海东写出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

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下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早已几乎倒闭。当然还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收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吓坏问：我们还有多少钱。

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嘱咐：我们拔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还所附了一封信，回应红二十五军几乎遵从中央红军指挥官，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堕了地。

他后来多次提及，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得张国焘的指挥官，那中央红军的前景不堪设想。

徐海东同志一生伤势9次，由于相当严重伤病，没需要参与解放战争。1955年晋升时，徐海东同志谈，我不晋升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参与。但是毛泽东坚决给徐海东晋升，而且授军师，地位次于粟裕。到延安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日益加剧，周恩来与张国焘展开了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告终了，最后没有能劝说张国焘。

1938年张国涛叛乱投奔，做到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他了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故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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